日前，记者偶然发现，信宜市茶农许家波，就在信宜市区自建起一座宜茶博物馆，展示自己用10年时间收藏的茶器，弘扬信宜茶文化。 宜茶博物馆位于该市迎宾大道旁边，不仅是一座茶叶博物馆，还是一个诗意栖息地，汇聚了信宜各镇（街）所有茶叶品种，收藏了信宜明清至今与茶有关的文物。 宜茶博物馆占地415平方米，分两层，共3大展厅，主要展示与信宜茶有关的不同年代的瓷器、实物、资料、书籍、字画、民俗等文物。 这座拥有1000多件藏品的宜茶博物馆，就是信宜茶农许家波前后花费10年时间，从信宜19个镇（街）收集藏品、自己规划设计布置、并在自家楼房建设打造起来的茶文化博物馆。该博物馆打造前后用了3年时间。 宜茶博物馆装修设计古色古香，一楼为茶室，二楼为藏品展厅。在宜茶博物馆内，通过历史介绍、产区介绍、茶室、制茶、重要文物展览等5大区域，展示信宜的茶文化。

民国时期，中国茶业陷入全面危机，生产萧条，市场萎缩，外销锐减。虽然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茶业曾有短期的复苏，但是日本侵华战争和继之而来的国内战争，使茶业经济走向崩溃。 到了1949年，全国茶园面积仅有15万公顷左右，年产茶仅4万吨，年出口茶叶只有2.2万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茶叶生产，茶产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国的茶产业持续快速发展。全国茶园面积从1950年的21万公顷增加到2011年的212万公顷，茶叶产量从1950年的7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近162万吨，茶叶出口量也从1950年的2.6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32.3万吨。 目前，我国茶园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第一位，茶叶出口占世界第二位。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茶业科研和教育体系，国内有10多所高校设有茶学专业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高等茶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。 茶学学术团体茶叶行业协会的工作充满活力，每年有上百种茶学专著问世，出版各层次的茶学专业期刊数十种，推动了茶科学和茶文化知识的推广和普及。 在茶叶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，我国的茶文化事业也随着兴旺发达起来。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，中国内地的茶文化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，伴随着中华民族“伟大复兴”的历史进程，古老的中华茶文化得到弘扬和发展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。 1990年后，茶艺馆在中国内地迅速兴起与繁荣，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表演、茶艺技能比赛不断举办，茶艺表演成了各种茶事活动中的重要内容。茶艺师已成为一种新兴职业，1998年被列入国家职业大典(现已退出）。这些年来各地都在开展各种形式的茶艺教育培训工作，培养出数以十万计的专业茶艺人才，他们成为茶馆行业的就业骨干。

一株乌龙茶树，从闽南移栽到北台湾，从中央山脉剪枝到滇西北高原扦插，如今又将漂移到何方？本系列分为3篇，作者在探寻茶人与乌龙茶的故事途中，也在探寻流离中的故乡。 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，清廷与英国签订《南京条约》，开放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，废除公行制度，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。1843年厦门开埠，次年福州开市，两个口岸茶叶出口量在1850年代直线增长，至1859年，福州茶叶出口已位居各商埠之首。 第二次鸦片战争，清廷与英法等国签订《南京条约》，增开台湾淡水等通商口岸，聘请英国人帮办中国各通商口岸海关税务司。福州、厦门、沪尾（淡水）海关税务司署相继设立，专事管理洋船贸易，征收洋税。 1861年，时年25岁的英国驻厦门副领事郇和（Robert Swinhoe），被派驻台湾担任首任领事。郇和出生于印度殖民地加尔各答，18岁时前往厦门领事馆当翻译，其身份在外交官与博物学者之间穿梭，此前曾两次到台湾进行探险考察，22岁时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《厦门的动物相纪要》。 郇和对淡水周边零散种植的茶园进行考察，撰写领事报告介绍说，北台湾气候比福建北部温暖，产茶季比福建更早，或可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的茶树品种，并且产茶地靠近出口港口，交通便利。郇和还将台湾茶样分别寄给三位英国验茶师鉴定，获评“茶之味道甚佳，惟制茶及包裝方式粗陋”。 比郇和小两岁的苏格兰人杜德（John Dodd），此间也来到台湾，为香港英商颠地洋行（Dent & Co．）担任货监船长与代理人，从事台湾沿岸樟脑采购贸易。杜德此前已在颠地洋行服务10年，其身份在商人与探险者之间穿梭。1864年，杜德成为颠地洋行驻淡水的代理商。早在1850年代初，颠地洋行与怡和洋行就在台湾半正式地开展贸易，运出樟脑并输入鸦片，二家合作共同垄断台湾的樟脑与鸦片贸易。杜德移驻淡水不久，清朝官府宣布禁止外商在台湾通商口岸之外从事贸易，台湾沿岸非条约口岸的特许樟脑生意被终止，杜德转而调查台湾北部的物产资源时，意外发现台湾茶叶的潜力（杜德，1895年，Formosa， The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）： “1865年勘查樟树林区时，我无意中发现肉桂树和10至12英尺高的野生茶树。经探询，我发现在鸡笼和艋舺，及至艋舺西南区域，有农户在园中种植少量茶叶，主要供应国内消费。我将能得手的茶叶收购一空，发现这些茶叶能在澳门市场卖到好价钱。于是我立刻通过我的买办（李春生）借贷资金给农民，请他们扩大栽培。此外，我还从厦门引进茶树枝条。” 台湾茶首次外销成功，杜德与美商建立起茶叶转销美国的渠道，遂通过在其手下担任买办的厦门人李春生，于1866年从福建安溪引进茶树到淡水河流域，交给农民改种，扩大茶叶种植规模，开启了在淡水经营台湾乌龙茶的事业。 1867年，杜德成立了自己的商行（Dodd & Co．），沿用老东家颠地洋行的汉文名称“宝顺洋行”，投资设立茶厂，并且成为原与颠地齐名的怡和洋行驻淡水代理行商。杜德逐步建立起北台湾的茶叶收购制度，以及台湾茶叶品质分级制。他将茶叶样品送至怡和洋行福州分行检验分级，将台湾乌龙茶分为极品（choisest）、精选（choice）、优（finest）、可（fair）、常（common）等多种级别。 台湾茶，先在当地经过粗焙，装在竹笼里用帆船运往厦门，在茶厂进行精焙和包装，再装船出口到美国或其他口岸。彼时位于大嵙崁溪、新店溪及淡水河交汇处的艋舺为北台湾的商业中心，当地谚语“一府二鹿三艋舺”说的就是：艋舺为台南、鹿港之后的第三大港市。 杜德1868年在艋舺租屋欲设立茶厂受阻，酿成当地商民的反英风潮，被迫转往艋舺以北位于淡水河边的大稻埕，设立茶叶精制厂。从厦门和福州带来熟练的制茶工人，就地烘焙精制台湾乌龙茶，标志着原本的福州、厦门两口岸垄断的乌龙茶生产加工权，部分转移到了台湾淡水口岸，奠定台湾茶在国际市场上自成体系的最重要基础。 在杜德的经营下，台湾茶出口量由1866年的1359担、1867年2030担、1868年3961担，增长到1869年的5469担，成为淡水口岸最引人注目的商品。1869年，极有可能是3年前引种的安溪茶苗已长成收获，杜德雇船装运了2131担（284133磅）北台湾茶叶，首次以Formosa Onlong Tea为商品名，直航纽约，结果在美国市场大受好评。当年的苏伊士运河完工开通和美国东西横贯铁路竣工，也为台湾茶直接运销纽约市场大幅降低了成本。 杜德的台湾茶叶出口的空前成功，引起怡和、德记、水陆、和记洋行等英商和福州、厦门商人前来参与，茶园种植面积激增，北台湾茶业进入兴盛与竞争时期，为当地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和商机。每逢制茶季节，大稻埕的茶叶工厂就会雇佣大量女工，当时的妇女通常只在家里做家务，外出做工赚钱的机会十分难得。她们坐在大稻城店铺门外的走廊下，一边挑拣茶枝，一边聊天，乌龙茶叶被时人称作“欢乐叶”。1870年，淡水口岸出口茶叶10540担，每担均价增至30银元。 台湾茶叶跃升成为清季台湾出口第一位的货物，造就台湾经济史上的第一次繁荣，大稻埕的崛起让台北日后取代台南成为台湾的经济和政治中心。杜德也因此被后人誉为台湾乌龙茶之父。他在经商之余，还两度担任美国驻淡水副领事，兼任荷兰驻台湾副领事、香港《孖剌西报》通讯员，并在《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期刊》发表多篇有关台湾高山原住民的考察报告。李春生在离开宝顺洋行后，自行经营茶叶外销，继而投资不动产，获利甚巨，成为台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开基祖。